程念祺|刘邦的自诩与陆贾的提示
刘邦在树立汉朝时,对自己可以成为终究的成功者,知道上有过一个大的改变;前后境地是不同的。作为成功者,他的自傲是毫无疑问的,剖析自己之所以制胜的原因,在必定程度上也还算比较客观。可是,要稳固汉家全国,传诸子子孙孙,他还有必要认真总结秦亡的经验,知道上有必要更进一步。这个更进一步,是一个叫陆贾的人推进的。打全国的时分,刘邦用的都是好汉。所用的儒者,也多具有好汉气。那时,他最强壮的对手,是项羽。他们两个,一个长于巧取,一个长于打硬仗。刘邦没打多少大仗、硬仗,首先拿下了关中。从这一点而言,说秦朝是被刘邦推翻的,也说得通。项羽最大的战功,是在巨鹿消除了秦军主力。他兵强将勇,率各路诸侯入关,刘邦便不得不听命于他。之后,项羽违反楚怀王之约,封刘邦为汉王,而将本应封给刘邦的关中之地,分封给了秦朝的三个降将。项羽的意图,便是要将刘邦困在巴蜀之地,不能再有作为。刘邦后来出汉中,定三秦,终究打败项羽,一致了全国。项羽认为,自己输给刘邦,不是由于交兵不可(“非战之罪”),而是天意弄人。刘邦则觉得是自己身手很大,所以十分满意。他在洛阳南宫设酒宴大会列侯诸将,满意地要我们说说为什么是他刘邦终究做了皇帝。其时,最有代表性的说法,便是他攻城略地都封给功臣,“与全国同其利”,而不是像项羽那样,“有功者害之,贤者疑之”。关于这类溢美之词,刘邦其实不喜欢听。实际上,灭秦之后,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,才是真实“与全国同其利”的。刘邦在打败项羽的过程中,尽管也封过几个异姓王,但全国平定后,很快都被他逐一消除了。关于跟着自己打全国的哥儿们,刘邦视之为“功狗”,只要萧何一个算是“功人”。不管“功狗”“功人”,刘邦都不肯与之“同利”。他后来与所封功臣列侯杀白马为誓:“非刘氏而王,全国共击之。” 可是,关于“与全国同利”的说法,刘邦一开始也不方便直接怼回去,仅仅顺水推舟地说,这不过是原因之一,还自我谦善了一番:“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吾不如子房;填(镇)国家,抚大众,给饷馈,不停粮道,吾不如萧何;连百万之众,战必胜,攻必取,吾不如韩信。三者皆人杰,吾能用之,此吾所以取全国者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,此所认为我禽(擒)也。”成功的高兴,使他一时之间,也不忌讳称誉别人。可是,他也曾不由得问韩信,他俩谁更能交兵。韩信志满意满地说,皇帝陛下最多能带兵十万,自己带兵则多多益善。这话不悦耳,刘邦反诘韩信:那为什么会是自己做了皇帝,而韩信为臣呢。韩信急速改口,称誉刘邦虽不长于用兵,但长于用将。成功来得太简单,刘邦却总是着重自己的打败之功;神话自己,降低别人;不只降低武将,还降低儒生。听说,他看到儒生,是要摘下人家的帽子,往里面撒尿的。可是,一个叫陆贾的儒生,动不动就要跟他讲《诗》、《书》上的道理。对此,刘邦很不耐心,说自己手提三尺剑,骑马定全国,不要听那一套。陆贾问:骑在立刻能安靖全国,也能管理全国吗;早年商、周得全国,都是逆取而顺守,文武并用,国家才干国泰民安;穷兵黩武者,如吴王夫差、晋国的智伯,都使国家消亡了;秦国一味地用刑法治国,也导致国家消亡;假如秦朝一致全国后,效法先王而行善良,还能有汉家的全国吗? 秦的大一统,是以一国而吞并全国。从商鞅变法,到秦一统全国,共135年,时刻不可谓不长,困难的程度更是旷古所未有。可是,秦的大一统,只存在了十五年,就土崩瓦解了。而刘邦以一布衣,从起兵呼应陈胜反秦,到封汉王,再到出关灭楚,从头一统全国,一共不过八年。其间,荡灭诸侯,消除项羽,只用了五年。如此迅速地攫取全国,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未见的。而陆贾的解说,无非是说,由于秦朝实施暴政而不施善良,刘邦才有了攫取全国的时机。陆贾的解说,不免使人败兴,但却不得不正视。秦用法家的方法治国,一致了全国之后,其巨大的前史惯性,一时之间,是不管怎么止不住的。“全国苦秦久也”,在某种意义上来说,便是由于法家那一套,不能适应新造未集的大一统。而当又一番掀天揭地之后,刘邦要为汉朝开万世基业,关于秦之容易失全国,不或许没有警觉和困惑。他是个粗人,可以总结自己在“用人”上的利益,已属不易。而听了陆贾的话,他便要求陆贾:“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全国,吾所以得之者何,及古胜败之国。”可见他尽管文明不高,却仍是很乐意学习的。陆贾则毫无松懈,为刘邦一共总结了十二条治国之道。每写完一篇,刘邦就迫不急待地拿去读,而且大加欣赏。这些文章,后来结集为《新语》。传世的《新语》十二篇,一是评论为政当适应天然之理;二是评论为政有必要扼要;三是评论用人有必要以善良为规范;四是评论无为而无不为的政管理论;五是评论控制者怎么明辨好坏而不为人所惑;六是评论君主对自我愿望的束缚和抑制;七是评论人才选拔应不分贵贱、形形色色;八是评论政治之底子在于重民意而轻惩罚;九是评论君主对善良有必要出于诚心;十是评论政治有必要以善良为起点;十一是评论君、臣言行有必要慎重;十二是评论防止做不切实际的工作。这些道理,与《汉书》上所谓“汉兴之初,反秦之敝,与民歇息,凡事简易,禁罔疏阔,而相国萧、曹以宽厚喧嚣为全国帅”的情况,多有契合。可见,关于陆贾的主张,刘邦是真实承受了的。刘邦可以承受陆贾的主张,除了他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外,与汉朝其时所面对的局势也大有联系。局势比人强,这是硬道理。但是,不管怎么,一个起于垅亩之人,三年之间便受封为王,五年之间便一统全国成为开国皇帝,那种振奋、爽快和惟我独尊的劲头,是足可以使他饰非拒谏的。而刘邦能闻过则喜,谦虚请教,可见不是泛泛之辈。也正由于如此,刘邦对前史经验的总结,才由本来对眼前成功的洋洋自得,转变为对江山永固的忧勤戒惧。刘邦临终前,没有按自己的毅力强行替换太子,并将身后的人事组织托付于吕后。吕后控制时期,汉朝的宫殿奋斗尽管剧烈,但“政不出房户,全国晏然。惩罚罕用,罪人是希。民务稼穑,衣食滋殖”的情况,就与刘邦在世时的政治组织有极大联系;而文、景之治的呈现,亦与此至关重要。至于《新语》这部书,由于道理讲得较为浅显,究竟是不是陆贾其时的著作,后人是颇有置疑的。刘邦识字不多,想来陆贾其时给他讲的那些道理,都十分浅显扼要。它的浅显,恐怕是后来的人改写的成果,有些内容或许仍是后来添加进去的,以契合后来的皇帝的阅览水平缓年代改变的需求。(本文来自汹涌新闻,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汹涌新闻”APP)